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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

2017-08-14 14:43:30作者/来源:人民网-人民日报


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建设初期的乡镇雏形  资料照片


2016年7月22日拍摄的闽宁镇原隆移民村  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


    2017年6月,瑞士日内瓦。

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,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,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,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。

 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,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。

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·克拉克说:“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,速度之快绝无仅有!”

  久困于穷,冀以小康。

 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;

 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、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;

 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,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。

  “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,咬定目标、苦干实干,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,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。”

  未来1000余日,决战进入倒计时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,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,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。

 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,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,就不能安之若素

  山西吕梁,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。这里山大沟深,十年九旱,13个县(区、市)中还有10个尚未脱贫。

  上世纪30年代,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。

  穿越时空八十载,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,从反侵略、大生产、闹土改,到如今的脱贫攻坚,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。

  2017年6月21日,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。此时,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,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。

  吕梁之行,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——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。

  在这里,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——

  “攻克深度贫困堡垒,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,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。”

 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,贫困如影随形:多灾多难、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。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、难以计数的赔款,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。

  1921年,中国共产党成立。与追求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相伴,摆脱贫困落后,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、扛在肩头的责任。

  从土地革命、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,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,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,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。

  不忘初心,风雨兼程。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,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。

  2012年,党的十八大召开,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。此时,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。

  国际经验表明,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%以下时,减贫就进入“最艰难阶段”。2012年,中国这一比例为10.2%。

  非常之阶段,需要非常之谋划、非常之举措。4年多来,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,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,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,在脱贫攻坚中,他亲自挂帅、亲自出征、亲自督战。

  4年多来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,提出精准扶贫方略,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。

 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,最艰难的冲锋开始。

  江西井冈山,茅坪乡神山村,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,牢牢钉在墙上。

  贵州乌蒙山,迤那镇五星村,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,小心揣进怀中。

  相隔千里,两份作战图上,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,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:那里代表贫困。

 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,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——

 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、12.8万个贫困村,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;

  “五级书记抓扶贫”,层层立下军令状、责任书,这是指挥高度统一的大会战;

  19.5万名第一书记驻村,77.5万名干部帮扶,这是不拔穷根绝不撤退的突击队;

  ……

 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上的各层“链条”全面转动。

  每年脱贫约1000万人,意味着每月脱贫要达到近100万人,每分钟脱贫约20人,这是一场进入读秒时间的决战。

  贫有百样,困有千种。

  只有真正了解有着广阔疆域、苦难历史的中国,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反贫困斗争的艰巨。

  一些贫困村、贫困户连找到都很困难——

  贵州武陵山区腹地,一口刀村,村民田桂花家。

  远远望去,仿佛挂在尖刀的刀背上。

  举目皆是山,遍地都是石。即使是巴掌大的石缝间,也被栽下一棵玉米苗。家门口的1.5亩水田,是田桂花所在高毛组唯一一块水田,34户村民轮流耕种。

  石头缝里求生存。村民们世代辛劳,世代贫苦。

  一些贫困千年未解甚至被认为无解——

  甘肃定西,千沟万壑,旱渴荒凉。

  “陇中苦瘠甲天下”,100多年前,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那声叹息至今仍回荡在历史的长空。40多年前,联合国专家来此考察,给出的仍是绝望的评价:“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”。

  相比于自然条件,另一种贫困则集中于最难改变的思想观念领域——

  云南滇西边陲山区,苦聪人寨子。

  上世纪50年代,解放军从原始森林中找到这个拉祜族支系时,苦聪人一下子从刀耕火种、衣不遮体的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。千年一瞬的巨变下,苦聪人转变观念仍在路上。

  直到2014年,这里没人好好读过书,绝大多数不会说汉语,全村6岁至14岁的26个儿童全部失学。

  “让娃读书吧!”帮扶干部黄素媛挨家挨户动员。

  “娃还要砍草喂猪哩。”村民们难为所动。

  黄素媛给村民们送来一台台34英寸彩电,条件是收了电视的家长得让孩子去上学。

  终于,村里开始有了第一批学生,老师从教他们洗脸、洗脚开始。孩子们一点点开始汲取知识,家长们也越来越主动送孩子上学……

  从历史中走来的决战,唯有以创造历史的坚毅才能攻坚,唯有以继承历史的奉献乃至牺牲才能打赢。

  柴生芳,甘肃定西临洮县原县长。2014年8月15日,在连续工作超过17个小时后,45岁的他和衣睡在办公室里,再也没有醒来。身上的被子只盖了一角,一旁的萝卜只咬了一口。

  这个戴着眼镜、本可一路顺风进高校、当教授的海归博士,怀揣一颗赤子之心,最终选择用生命为“苦瘠天下”的家乡亲人奔出一条脱贫之路。

  在临洮的3年里,柴生芳转如陀螺:

  323个行政村他走遍281个,写下29本工作日记;

  偏远贫困的苟家山村,到县城来回需颠簸数小时,他去过11次;

  临洮县贫困人口,从他来时的11万人,减少为不到5万人。

  柴生芳走了。苟家山村村民从几十公里外赶来,与万人一同上街,为他送上最后一程。“县长来我家11次,连一口水也没喝过……”一位村民痛哭流涕。

  李和林,四川南充市大林镇李家坝村原村支书。查出胃癌晚期后,依然与死神竞速般高强度工作,家里除了一台21英寸的老式彩电,一贫如洗,英年52;

  姜仕坤,贵州晴隆县原县委书记。从放牛娃成长起来,立下“只要县里还有一个人没有脱贫,我就不能休息”的誓言,但常年高负荷工作,却最终让这个硬汉倒下,年仅46;

  蒋富安,四川美姑县四峨吉村原第一书记,劳累猝死,告别26岁的青春。送别时,村民泪流满面:“你不是说好今后有了娃,也要送到村里幼儿园么?”

  ……

  2013至2016年间,120多名共产党员牺牲在反贫困斗争的决战场上,用生命与付出铺就百姓致富路。

  乌江滚滚,在武陵山中逶迤蜿蜒。峡谷间,一艘艘小船正浮于江面,逆流而上。在村支书的带领下,一口刀村的村民们带着被条、猪油、斗篷……彻底搬离这座困住他们的大山;

  六盘山下,定西在这场艰苦的鏖战中,“县不漏乡,乡不漏村,村不漏户,户不漏人”,走出了一条造血式扶贫新路;

  吕梁山深处,一座座新村迎来易地扶贫搬迁的新主人,告别深山沟的乡亲们带着希望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生活。

  ……

  不屈于命运,不甘于贫困,竭尽拼劲、韧劲和闯劲,以伟大的决战标注民族精神的新高度

  有一种精神叫“不屈”,推开甘肃定西扶贫开发纪念馆的大门,它扑面而来。

  定西,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三成。不毛的土山、漫天的黄土和山坡上踟蹰的放羊人,是人们最深的记忆。风沙吹了一年又一年,吹出人们脸上的皱纹沟壑一样深。

  难道这里的土地只能生长贫穷?

  定西人不信!

  干旱缺水,定西人就发明“水窖抗旱法”,截至目前,定西已挖了30多万眼水窖;降雨少,小麦不行,就摸索种土豆,成了全国土豆三大主产区之一;冰雹多,地上庄稼常遭灾,就种根茎类药材,发展成全国中药材种植、加工和交易的重要基地。

  有一种信念叫“不甘”,它鼓舞着人们铆足一股劲改天换地。

  贵州省织金县核桃寨地处群山深处,无路,背篓伴随这里每一个人的人生。

  娃娃在背篓里长大,又继续背着背篓起早摸黑在大山里讨生活。一条布满脚印的山中小道,当地人走起路来大都是身子向山壁一侧倾斜,脊背微拱,一手扶着土石树木,一手反背在后,托着背篓,抬头望向前方——这个姿势仿佛成了历史的定格。

  背篓太小,装得下几口人的生计,却装不下一家人的幸福。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,山外的好日子也背不进来。村民好不容易喂大的猪,准备赶到山下卖个好价钱,常常还没等赶出山,猪便累死在半路。老人对年轻人经常说的就是“有本事就出去别回来”。

  村里出去的年轻人还是回来了。2011年春节,一个叫杨文学的青年揣着在贵阳用背篓挣下的13万元,回来装修新房。酒菜摆好,杨文学招呼大伙儿坐下来“摆龙门阵”:

  “从小当‘背篓’,背了10多年,还是这么穷!”

  “外面的路这么好,什么时候咱这也能有路?”

  “难!怕是这辈子等不到了。”

  ……

  你一言,我一语,几杯米酒下肚,愁云笼罩心头。

  杨文学“腾”地站了起来:“不修房了,钱拿来修路,谁愿一起干?”

  “干,再苦再难也要刨出一条路来!”饭桌上的人先是一愣,然后异口同声。

  无路难,开路更难。热火朝天地干了两个月,毛路还没见影儿,没钱了。寨子里22名年轻人凑在一起喝了顿酒,第二天背上背篓再次出发“闯贵阳”,发誓“背条大路回故乡”。

  杨文学们背篓筹钱时,“背篓哥修路”的故事在十里八乡传开来。人们被这些年轻人的梦想深深感动着:有捐钱的,有捐砂石的,寨子里越来越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出工出力……

  一千多个日夜,抹平了最后一块水泥,一条紧贴悬崖、跨越河谷、穿寨入户的两公里连寨路竣工了。

  一通百通,核桃寨的“小康路”越来越宽。通路两年多来,寨子里盖了30栋新房。当年当“背篓”的年轻人放下背篓回来搞起了养殖和特色种植,产业已成规模。

  脱贫有多难,这片热土上的人就有多拼。

  杨文学们“背”出一条路的脱贫故事,在千里之外的定西、井冈山、秦巴山区,在全国每一个贫困角落上演着,一条条脱贫致富的新路正不断在人们的脚下伸向远方——

  30多年前,定西顶着脱贫的巨大问号;30多年后,定西人把这个问号变成了巨大的惊叹号:贫困人口由1982年的170万人下降到2016年底的37万人,贫困面从78%下降到14%,农民人均纯收入从当初的105元提高到2016年的5854元。

  90年前,井冈山的乡亲们手捧着分田地后收获的玉米,唱着《十送红军》送亲人;90年后,井冈山全市4000多贫困户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摘掉了贫困的帽子。

  “快顶不住时,就躲在屋里哭一场,哭完后,继续干活。”回忆起自己的脱贫路,井冈山荷花乡高陇村49岁的村民梁清香感慨万千。她身后,竹林掩映中的三层小楼格外引人注目。盖起这房子,她用了12年。

  丈夫截瘫、公婆多病、儿女年幼,她从不叫一声苦,从下地种田上山种树,到养猪养牛,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改变着贫困的现状……

  每一个贫困户,都有一个自己的战场。

  “宁愿苦战,不愿苦熬”。这是一幅写在篱笆墙上的标语,字迹歪歪斜斜,却振奋人心。

  “为啥想到写这幅标语?”

  “为栽花椒树,去年我在山坡上砍荒,到处是荆棘,双手流了很多血。但是,要想脱贫就不能当懒人。种花椒树跟红军打仗一样,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。所以我在墙壁上写了这八个字。”四川省通江县柳林村贫困户李国芝说。

  柳林村,位于秦巴山区深处的一座山顶上,山下是通江县两河口乡。1932年,红四方面军挺进四川占领两河口,迈出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。

  “宁愿苦战,不愿苦熬”。这是当年革命精神的继承,是今天反贫困战场上人民群众的坚守。

  改革是重锤。与贫困斗,唯改革者赢,唯改革者进

  王洪梅,河南省滑县大子厢后街村党支部书记。

  2016年12月12日,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:

  “今天有点阴冷,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在村里葡萄园干活,一座座现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雏形。这一切,都源于村里搞土地流转……60岁的王长发土地流转了,还长期在葡萄园打工,一年能挣近2万元。村民高兴,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。”

  “土地流转”,这一载入中国反贫困史册的新词汇,标刻出当代中国又一新的巨大变革。

  这不由让人们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个冬夜——

  安徽小岗村的一间旧屋内。

  35岁的严金昌和另外17户村民以“托孤”的方式在白纸条上按出一片红手印,把村里土地包产到了户。第二年,严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满了粮食。

  30多年后,严金昌又一次按下红手印,将家中的10亩土地流转出去。第二年,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10万元。

  两次红手印,两次巨变,印证了同一个历史逻辑——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与贫困斗,唯改革者赢,唯改革者进。

  从前不敢碰、不敢啃的“硬骨头”被一一砸开,见证着改革的勇气,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。

  这是一场仍从土地入手的历史性变革——

  “土地流转”,林权制度改革,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……带来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。

  吕胜勤老汉这样讲述土地流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:“我现在是到地里上班了。”他说,“干的活轻松,离家还近。”

  吕胜勤是山东菏泽市孟庄村人,他去年把家里全部5亩多地流转到牡丹专业合作社,开始收租金、给合作社当工人。

  “5亩多地一年租金就是9000多元。”吕胜勤脸上一直挂着笑。

  土地流转唤醒了农村“沉睡的资本”。截至去年,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4.71亿亩,超过耕地总面积35%。全国农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,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188.8万家。

  从山下的土地延续到山上林地,与土地流转“二重唱”的是林权改革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由于一些历史原因,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改革,没有延续到山上,山林一直属于集体所有。

[编辑:陈焱]